盧周來用較早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對中國的社會公平欠缺的問題予以解釋。他引用經濟學家熱若爾·羅蘭的話“制度轉型必定伴以一定的收入分配差距,可以從改革動力論得到解釋。”告訴大家：如果要使一項改革得以推進，必須給改革推動者與改革參與者以激勵，使他們從改革過程中或改革后的制度安排中受益，因為只有給“領頭羊”以先入的激勵，他們才有改革的積極性；而制度轉型的“追隨者”是否愿意跟進，使制度轉型鋪開，也是看“領頭羊”是否從轉型中得到了額外的收益。但是即使如此,經濟轉型代價仍然只能部分解釋中國社會公平狀況的急劇惡化。公共政策改革出現某些偏差，轉型過程中的制度失范，發展主義壓力下政府職能錯位，也是導致中國社會公平狀況惡化的更關鍵性因素。
　　盧周來將轉型期中國社會公平惡化后的成本與風險進行評估，他認為從近期看，社會公平惡化可能威脅社會穩定；從近中期看，可能威脅經濟發展；從中長期看，可能導致制度轉型被鎖定。人們認為社會不公平，實際上是認為所付出的與所得到的不成比例。在這種情況下，認為自己通過生產性活動獲取不了應得收益的人，一方面會對于通過權力、壟斷性資源或掠奪性資本等輕松獲得很高收益甚至一夜暴富的人心懷不滿；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對于政府所謂“勤勞、合法致富”的說教失去信心。

　　為最大限度減輕社會公平惡化的程度，同時還能最大限度降低對制度轉型的障礙，政府需要實施一系列公共政策。盧周來首先考慮各種約束條件，并按照迫切性程度不同，把政府需要采用的公共政策進行排序考慮。在轉型政策方面，為達到以社會公平推動制度轉型，在改革已經推進到現階段的情況下，應該本著“先有補償、后有改革”的原則，并深入考慮后繼改革的損益分布，在公平與制度轉型之間進行權衡。 
　　講座臨近尾聲，盧周來對青年朋友們說：“也許我們在歷史的洪流中微不足道，但是國家的命運卻是和我們每個人的命運息息相關的，關注國家社會公平，就是關注我們自己的命運。”講座結束后，盧教授和同學們進行了交流互動，解答了同學們的問題。